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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文松，原籍海南万宁县（今万宁市），早年在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担任工程师，是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技术人才。王文松文化程度高，技术精良，在海外工资待遇优厚，月薪二百多叻币（相当于国币七百多元）。在祖国危难时刻，王文松放弃海外优渥侨居生活，决意北上运输抗日救国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另有十余位海南籍同乡熟练机修技工也立志报国，他们自带全套几箱修理工具和机器，随1939年3月出发的第二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同回国效力。后据考证,国内最早引进的磁粉探伤技术,正是始自这些箱子里的英国磁粉探伤仪。当时,机工们用它检测汽车致命零件上，肉眼难以发现的疲劳裂纹。 王文松抵昆后不久，便被委以重任，奉命率领一支由数十南侨机工组成的技工队伍，前往西南运输处设在缅甸的仰光汽车修理厂担任厂长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装配大批来自美国的道奇汽车，以加强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能力，有效支援抗战。在王文松的带领下，南侨机工们4至5人为一组，苦干加巧干，质量加速度，每组每天可装配新车一辆，远远超过美国工程师每组五天装配一辆的要求。全队每天竟可完成十辆以上的装配任务，不但令美国工程师惊叹不已，更获得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的特别嘉奖。在顺利完成新车装配任务之后，王文松调往下关，任第八修理厂厂长，主要负责受损军运车辆的抢修工作，继续为抗战做贡献。王文松同乡兼机工黄守琛在生前的一份口述中说：“回国后,他们先在昆明受训，军训后5天，王文松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调到仰光大汽车装配厂，带领100多名优秀侨工装配新车。据说，训练所副所长有疑虑，给他做了面试，王文松边讲边用英文写了一黑板，比较各类型车辆的构造、电流、底盘装配、速度等性能特点，考核变成讲座，传为佳话。” 王文松的同伴兼机工陈宋儒在1939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:“那位美国工程师低估了我们，把我们分为六人一组,规定每组每周装配一辆大卡车。原先，我们确实因为不熟悉道奇车和欧西姆车的性能和构造,速度慢了些。几天后,我们就完全熟悉了，只一天就能抢装两辆；接着是一天四辆。美国人真是又惊奇又钦羡……我们24名琼侨机工因而受到宋子良先生的嘉奖。”
王文松和戴世新的结婚照
王文松妻子戴世新在安徽濉溪县小学教书，日本人打到县里，校长就带着老师们逃难。由于女老师多，她们白天躲起来，晚上跑，一路跑到武汉。钱全部花光，校长说实在没办法了，让大家投亲靠友。于是，戴世新投靠在昆明银行工作的大舅，后来经大舅介绍，她和南侨机工王文松结了婚。
王文松妻儿（戴世新、王保妮左及王珍妮）
戴世新眼中的丈夫王文松很厉害：“一辆车开得飞快,他听车子的声音就说你停下来,车子哪里就有个小毛病,一拆开果然一点不错”。王文松很疼爱“珍宝”两个女儿,每次下班回家,他进门就把孩子们一手一个抱起来,放到腿上,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……1945年,王文松与妻女在昆明的码头分别,送她们回戴世新的安徽老家。临别前,他说会尽快跟她们团聚。回到安徽,戴世新收到两三次信件与生活费,就再没了丈夫的消息。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,在安徽宿州的小镇做小学教师,每月工资19块钱,养活包括老母亲和两个年幼女儿的一家四口。在她心里，王文松一直在昆明。家里没有男人,生活困难,戴世新不肯再嫁,她们母女周围一直缠绕着种种流言。 据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黎家明回信：“从新加坡回国的爱国华侨王文松,在抗战后期去世,没写去世时间和原因”。戴世新却不信王文松已经去世，她相信丈夫在世,并且总有一天会来找她们。从1945年起的半个多世纪里,王文松活在一个女人的等待与信念里。戴世新后来依旧极少提起丈夫王文松,也从没要求女儿们继续去找。直到过世前几年,忽然有一次，她跟王保妮说：“你们什么时候能不能打听一下你爸爸的消息,到他墓前去看一看”……1999年7月13日,与王文松阔别54年后,87岁的戴世新过世。女儿王保妮和丈夫张维端开启了“寻父”之旅。
陈嘉庚先生介绍王亚龙（能）、王文松等前往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函（1939.3.12）
陈嘉庚在《南侨回忆录》中写华侨司机回国,专门提及“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,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,自甘牺牲,并招同伴十余人,带其全副机器前往”,说的就是王文松。
张维端在岳父王文松长眠的将士墓前
云南保山老机工翁家贵回忆：“1942年5月,滇缅公路彻底中断后,南侨机工失去用武之地,队伍解散,各谋生路。队伍解散后,王文松因为英语好,被志愿来华抗战的美国空军聘为翻译。1945年冬,他去参加美国人的联谊会,晚上开车回家时在山路翻车,送医后很快离世。我们几个老乡去医院看他,他后来葬在昆明的空军墓地,一个姓何的中国空军官员,给他报了个空军上校的军衔。”翁家贵口中的墓地,安葬着数百名抗战中牺牲的中国空军和中国远征军将士。现为“昆明·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”。
撰 稿：余有兰
来源：德宏文旅
整编：蔺应飞
审核：杨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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